有關“敷搭雙肩下垂式”佛衣興起及傳播

發(fā)布時間：2019-09-02 10:09

有關“敷搭雙肩下垂式”佛衣興起成因的認識

  歷經(jīng)5世紀末至6世紀中期“秀骨清像”、“褒衣博帶式”佛教造像風格在漢地南北方的流行之后，南北朝晚期，南北方佛像整體上發(fā)生了向體態(tài)豐厚飽滿的“面短而艷”風格的轉變，但在佛衣披著方式上存在地域間的差異，即青州、建康、成都、麥積山及莫高窟一線的“南式佛裝造像帶”上佛衣主體呈現(xiàn)為“褒衣博帶演化式”，而在東魏、北齊轄地，佛衣主要為“敷搭雙肩下垂式”。

  針對北朝晚期在東魏、北齊境內(nèi)佛像所發(fā)生的這次集中突發(fā)性的風格轉變，梁思成闡述道“”與北魏相較，則北魏上小下大，肩窄頭小。北齊則上大下小，其律韻遲鈍，手足笨重。輪廓無曲線，上下直垂。二者相去極遠，而時間則僅距數(shù)十年，其變至驟，殆非逐漸蛻變，乃因新影響輸入而使然也?？紴V到伴隨佛像形體發(fā)生變化的同時，佛衣披著方式也出現(xiàn)了地域風格鮮明的變化，東魏、北齊在接收外來影響的同時，也在進行著本土化變革。

“敷搭雙肩下垂式”佛衣的興起與法上服飾改革

發(fā)生在東魏、北齊佛像上的變化，確有可能是因為“新影響輸入而使然”，但來自東魏、北齊內(nèi)部與佛教相關的變革力量，則可能是導致同期佛像風格改變的根本動因。

陳寅恪認為北齊在政治上推行反對漢化的政策，倡導“鮮卑化”和“西胡化”，高歡家族是東魏政權的實際掌控者，這種與漢文化習俗漸行漸遠的政策實際在東魏已實施，其結果表現(xiàn)為，占據(jù)統(tǒng)治地位的鮮卑化人反對、排斥與殺害漢人或漢化之人，卻十分推崇西域文明。

在這種政治背景下，漢民族特征極其鮮明的“褒衣博帶式”佛像確難有繼續(xù)存在的條件，造像風格發(fā)生改變勢所必然。同期由東魏沙門領袖法上發(fā)起的沙門服飾變革，應是東魏“去漢化”政策在宗教界的反響。

據(jù)《續(xù)高僧傳》卷8《法上傳》載，法上“年階四十游化懷衛(wèi)，為魏大將軍高澄奏入在鄴?！驴绍壢?，威能肅物，故魏齊二代歷為統(tǒng)師?！粕洠钍穯T置五十許人，所部僧尼二百余萬”，“衣服率素納補為宗，五條祇支由來以布……自上未任已前儀服通混，一知綱統(tǒng)，制樣別行，使夫道俗兩異，上有功焉。制寺立凈亦如于此?！实郏ㄎ男郏┐鍪轮绶?，凡所吐言無不承用，又遵重戒禁”。

這一記載顯示，法上在東魏被高澄招入任統(tǒng)師之初，東魏境內(nèi)僧俗儀服通混，無甚區(qū)別。法上“一知綱統(tǒng)，制樣別行”，遂改變這一局面，而使僧俗著衣有別。

5世紀末至6世紀中期，著“褒衣博帶式”佛衣的貨像風行漢地南北近半個世紀，這是外來佛像漢化的最顯著特征。這種發(fā)生在佛像中的世俗化變革，在當時僧人服飾中亦有所體現(xiàn)，因此才有東魏境內(nèi)“儀服通混”的局面。佛教儀軌被極度地世俗化，則抹去了佛教與世俗的差別，法上使“道俗兩異”實是對佛教儀軌極度世俗化的反撥，客觀上也削弱了佛教造像的漢化特征。

《續(xù)高僧傳》載，法上終年86歲，逝于北周大象二年（580）。據(jù)此，他40歲游化懷州等地應是東魏建國元年，即孝靜帝天平元年（534）。另據(jù)正史記載，高澄被任命為統(tǒng)師并進行沙門服飾改革，應發(fā)生在540至549年間，即法上46至55歲之間。

現(xiàn)存著“敷搭雙肩下垂式”佛衣的較早實例分別是約建于北魏普泰元年（531）的龍門普泰洞北壁大龕坐佛和上海博物館藏梁大同七年（541）張興遵造像，兩身佛像的建造年代早于或接近法上的變革。據(jù)此來看，東魏、北齊“敷搭雙肩下垂式”佛衣的興起更似對這款佛衣的振興，而非創(chuàng)造。

東魏開始涌現(xiàn)“敷搭雙肩下垂式”佛衣，是以東魏武定二年（544）山東四門塔西面坐佛及武定四年（546）河南安陽大留圣三佛為代表，同期法上已開始沙門服飾改革，之后北齊所造佛像多延續(xù)這一樣式。由部分此類佛像胸部系帶看來同，之前“褒衣博帶式”佛衣的影響仍未徹底消除?；究梢悦鞔_的是，與法上對沙門服飾變革相呼應，佛像作“敷搭雙肩下垂式”佛衣得到了推廣。

此外，由現(xiàn)代漢地沙門袈裟披著方式來看，能感受到來自“敷搭雙肩下垂式”著衣方式的深刻影響?，F(xiàn)當代受過五戒者，在禮佛、誦經(jīng)時，可在大袍（又稱“海青”）外以鉤鈕的方式右袒披著一件袈裟，其外觀與“敷搭雙肩下垂式”佛衣極為相似，只是前者在外層袈裟之下著有領有袖的成衣大袍，后者內(nèi)層為方服袈裟。

曹仲達與東魏、北齊造像風格

  曹仲達的生卒，學界觀點不一，基本可以確定的是“敷搭雙肩下垂式”佛衣的出現(xiàn)與曹仲達關系不大。

  文獻記載顯示，曹仲達佛像制作造詣主要反映在做工精良、長于外國佛像，并以“曹衣出水”的風格對后世造像產(chǎn)生影響。唐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載，曹仲達“本曹國人也，北齊最稱工，能畫佛像，官至朝散大夫。僧悰云：‘曹師于袁（袁昂），冰寒于水，外國佛像，無競于時?！彼喂籼摗秷D畫見聞志》描述了曹仲達的風格：“曹之筆，其體稠疊，而衣服緊窄，故后輩稱之曰：‘吳帶當風，曹衣出水?！?/p>

  有關曹仲達的師承，《歷代名畫記》載：“曹仲達師于袁”，“袁昂師于謝（赫）、張（僧繇）、鄭（法士）”。該書還記載，蕭齊年間周曇研師法塞北勒，并授于曹仲達。關于袁昂，《歷代名畫記》載：“仕齊，為秘監(jiān)黃門侍郎，幼以孝稱，頗善畫，人梁，官至中書監(jiān)?！?/p>

  以上有關曹仲達的記載顯示，曹仲達的直接師承為南朝齊梁年間畫家周曇研和袁昂，并間接得法于張僧繇，其藝術風格與南朝特別是張僧繇的淵源，在東魏、北齊佛像體貌與南朝張僧繇所創(chuàng)“面短而艷”畫格的相似性上得到了體現(xiàn)。

  實際上“薄衣貼體”在貴霜秣菟羅及笈多薩爾那特佛像中均中體現(xiàn)，并對中國佛像施予影響，只是曹仲達將這一影響在北齊推向了高潮，使曹家樣成為繼戴逵之后中國佛教造像最具影響的四大楷模之一，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載：“溴戴氏父子皆善丹青，又崇釋氏，范金賦采，動有楷模，……其后北齊曹仲達、梁朝張僧繇，唐朝吳道玄、周昉，各有損益。圣賢肸蚃，有足動人，瓔珞天衣，創(chuàng)意各異。至今刻畫之家，列其模范，曰曹曰張曰吳曰周，斯萬古不易矣?！?/p>

  金維諾先生認為，“實際上這種’其體稠疊、衣服緊窄’的西域樣式，早在4世紀前就沿著絲綢之路逐漸步在向內(nèi)地傳播，這從傳世的犍陀羅石佛、克什米爾出土的石佛、圖木舒克出土木雕立佛、吐魯番出土泥塑立佛以及炳靈寺第169窟的泥塑立佛，可以看到在此之前已經(jīng)在不斷受到這種樣式的影響。但是，這種樣式在各個時期都受到地方的、民族的因素的改造，且在中原地區(qū)還未形成為塑造的主流。且不一定都有‘出水’的感覺，而到北齊衣薄貼體，如出自水中的感覺才明顯，始形成為具有影響的時代樣式，而成為佛教造像的四大楷模之一”。

  以現(xiàn) 有東魏、北齊時期政治中心附近的石窟寺佛像造型來看，除體態(tài)趨于豐厚飽滿、衣薄貼體等印度化特征外，佛多著“敷搭雙肩下垂式”佛衣，而“右袒式”和“通肩式”這兩種源自印度的佛衣樣式并未占據(jù)主流，可見東魏、北齊在推動“西胡化”的同時，仍在國求保持自身宗教文化的獨特面貌。這一點與同期南朝出現(xiàn)將“褒衣博帶式”佛衣改造成類似天竺通肩衣的“褒衣博帶演化式”有相似性。“本土化”和“西胡化”是東魏、北齊佛像風格的兩個方面，而這兩個方面的具體推導者當與法上、曹仲達關系密切。

“敷搭雙肩下垂式”佛衣在南北方的傳播

以現(xiàn)有實物資料來看，“敷搭雙肩下垂式”佛衣6世紀中期在東魏、北齊政治中心區(qū)域興起后，迅速播及至更廣泛的地區(qū)，雖然影響所及、產(chǎn)生的效應遠不及中心區(qū)域，卻仍能看出“敷搭雙肩下垂式”佛衣的強大滲透力。6世紀中晚期，在山東青州地區(qū)、長江流域、陜甘地區(qū)及川北均能見到其蹤跡。7世紀前后，此樣式傳入朝鮮半島和日本。

“敷搭雙肩下垂式”佛衣在南朝佛像中并不多見，現(xiàn)有實物資料顯示此佛衣樣式對南朝佛像衣著的影響是十分有限的。

青州地區(qū)雖為東魏、北齊所轄，但此地佛像在南北朝時期的風格卻更近于以成都為代表的南朝佛像，6世紀中后期佛像衣著也以“褒衣博帶演化式”居多。“敷搭雙肩下垂式”佛像亦不多見，可以例舉的如青州博物館藏青州龍興寺出土的東魏時期坐佛。

西魏、北周轄內(nèi)的“敷搭雙肩下垂式”佛衣，在陜西地區(qū)及甘肅麥積山、莫高窟及廣元石窟佛像中均有體現(xiàn)，如西安市文管會藏北周白玉石佛三尊像,主尊衣著為“半披式”與“敷搭雙肩下垂式”的融合樣式。麥積山如北周第62窟正壁主尊衣著，也呈“半披式”與“敷搭雙肩下垂式”的融合樣式。

在莫高窟，“敷搭雙肩下垂式”佛衣較早見于西魏285窟北壁上層八身坐佛中的西面第1尊及東面第2尊。通過壁畫的彩色示意，可以清楚地看到佛上身內(nèi)著僧祇支，外著兩層袈裟，分別是赤、黑色，內(nèi)層袈裟系帶，外層袈裟右角敷搭于佛的左前臂。“敷搭雙肩下垂式”佛衣在莫高窟北朝晚期的佛像中并不多見，此樣式在莫高窟佛像中開始興起是在北朝之后。

廣元皇澤寺西魏佛像亦出現(xiàn)有“半披式”與“敷搭雙肩下垂式”的融合樣式，如廣元皇澤寺西魏第45號中心柱窟三壁主尊及第37號龕主尊。